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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1-11-25  浏览次数:

  (鼓掌,全体代表起立向列宁致敬)同志们!现在我来作政治报告,根据主席团的决定,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联合报告。希望你们不要期待我把报告年度内所通过的各项法律和行政措施一一加以列举。这些你们从报上无疑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民委员部都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各位代表,说明每个人民委员部在报告年度内所做的主要工作。我想请你们注意某些总结,在我看来,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中可以得出的这些总结,对于各位代表同志今后在各地所要做的工作将是有益的指示和资料。

  首先,在谈到我们工作的政治总结和政治教训时,自然要把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放在第一位。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中,我们一直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而且只能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部队,我们这支部队所以走在前面,决不是由于我们的程度高,素养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经受最大的困难。

  总的看来,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如果可以用这种说法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革命发展的速度来说,我们经历了特别艰难的时期,我们体验到,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这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比先进国家容易得多。可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缓慢、复杂和曲折,毕竟使我们承担了极大的困难。在一个落后的,被战争弄得破败不堪、精疲力竭的国家里,尽管先后受到称雄一时的德帝国主义和一年前击败德国、所向无敌、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持续进攻,苏维埃政权还是坚持了两年之久。我们首先要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如果光估计一下实力,比较一下军事力量,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为协约国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是在报告年度中,最重要的正是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如此巨大,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要困难已经过去了。不管我们前面还有多大的危险和困难,然而主要的困难显然已经过去了。应该弄清楚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正确地规定我们今后的政策,因为协约国大概还会不止一次地企图再来干涉我们,国际的和俄国的资本家想推翻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和恢复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也许还会重新结成以前那种强盗联盟。总之,他们还是在追求那个目的,就是想消灭燃起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

  第一阶段,是协约国企图用自己的军队来打败苏维埃俄国。自然,对协约国来说,这是比较容易的阶段。协约国在战胜德国以后,还有数百万并未直接宣布讲和的军队,在西欧各国人们一直拿德帝国主义这个稻草人吓唬他们,因而他们还没有立即从惊恐中苏醒过来。当然,在这样的时候,从军事和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协约国抽调十分之一的军队到俄国来,是毫不费力的。要知道,当时它们完全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海军的霸权。军队的运送和补给也一直完全操在它们手中。当时,对我们恨之入骨(只有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有这样的仇恨)的协约国,只要能比较顺利地派出十分之一的军队来攻打我们,那毫无疑问,苏维埃俄国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俄国早就遭到了匈牙利那样的命运。

  为什么协约国没能做到这一点呢?协约国军队曾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在协约国军队的帮助之下,人们向西伯利亚展开了进攻,而且直到现在日本军队还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东部占据着一块土地,西伯利亚西部各地也都有了协约国各国的部队,虽然数量不多。此外,法国军队则在俄国南方登陆。这是国际干涉我国事务的第一阶段,也可以说是协约国想用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即用各先进国家的工人农民来扼杀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这些军队的装备是极其精良的,在作战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方面,协约国是什么都不缺少的。协约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为什么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呢?协约国结果不得不把军队撤出俄国,因为协约国的军队不能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作战。同志们,这永远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论据。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说,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革命的困难多么大,但是到时候,并且是在决定关头,受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就会对我们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人责备我们说这是空想主义。但是经验向我们证明,虽然不能在任何时候对无产阶级发起的任何行动都寄予希望,然而可以说,在这两年的世界历史中,我们是万分正确的。英法试图用本国军队来扼杀苏维埃俄国,它们以为这样做一定能在最短期间毫不费力地取得胜利。可是结果这个尝试失败了,英国军队撤出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在俄国南方登陆的法国军队也都回到了本国。我们现在虽然处在被封锁、被包围的状态中,但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西欧的消息。我们虽然零散地收到一些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但我们从这些报纸中得悉,英国士兵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写出的信件,还是寄到英国登载出来了。我们得悉,一位名叫让娜·拉布勃的法国女同志,因在法国工人、士兵中间宣传,而在敖德萨被枪毙了。现在,法国全体无产阶级都知道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已成为斗争的口号,所有法国工人,不分派别(尽管工团主义派别之间有着看来难以克服的分歧),都在她的英名之下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了。拉狄克同志(今天得到消息,他幸运地被德国释放了,我们也许很快就能见到他)曾经这样写过:燃烧着革命之火的俄国土地,协约国军队是无法立足的。这看来不过是政论家的一种向往,可是已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的确,尽管我们十分落后,尽管我们的斗争十分艰苦,英法的军队却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同我们作战。结果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当他们第一次调动大批兵力(没有兵力是不能得胜的)来进攻我们的时候,由于英法士兵那种正常的阶级本能,他们从俄国带去了布尔什维主义瘟疫。而德帝国主义者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瘟疫才把我国使节赶出柏林的[143]。他们想以此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瘟疫,可是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这种疫病现在已蔓延到整个德国。我们迫使英法撤走了军队,这一胜利是我们对协约国的最主要的胜利。我们夺走了协约国的士兵。我们用劳动者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精神,夺走了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莫大的优势。

  这里可以发现,依据通常所依据的标志来判断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是多么肤浅、多么模糊啊!在这些国家的议会中,资产阶级稳稳地占着多数。他们把这一点叫作“民主”。资本主宰着一切,压制着一切,资本到现在还实行着战时书报检查制度,他们把这些也叫作“民主”。在他们出版的几百万份报刊中,替布尔什维克说话的,哪怕是吞吞吐吐说上几句的,也几乎找不到。所以他们说:“我们抵御住了布尔什维克,我们这里有秩序。”他们把这种秩序叫作“民主”。一小部分英国士兵和法国水兵怎么会使协约国军队撤出俄国呢?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这说明,人民群众,甚至英、法、美三国的人民群众都拥护我们;这说明,正如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常常说的那样,所有这些上层分子都是骗人的;这说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不过是资本家的自由,不过是用金钱的力量收买舆论、压制舆论的自由。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把社会党人按照民族营垒分开,并使各民族的社会党人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奴仆以前,社会党人一直是这么说的。在战争以前社会党人是这么说的,在战争时期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也一直是这么说的。这些话都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愈来愈明白,所有这些上层分子,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他们高喊民主制度,可是他们不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议会中说要向苏维埃俄国宣战。因此从我们获得的许多法、英、美的报刊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主张:“把国家的首脑送交法院审判,因为他们违反了宪法,因为他们对俄国不宣而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哪条宪法、哪个议院批准他们开战的?他们在哪里召集代表开过会?他们事先已经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法国报刊所说的正在布尔什维克化的人都关进了监狱。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也不能在本国的议会里说他们正在同俄国作战。装备精良、战无不胜的英法军队之所以不能击败我们,反而从北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南方撤走,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个胜利,也是基本的胜利,因为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甚至根本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劳动者国际团结的实际胜利。我们发动整个革命正是为了这种团结。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当时说,尽管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但这些牺牲一定会因必然到来的国际革命的发展而得到百倍的补偿。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最粗暴的物质因素起着首要作用的事情上,即在军事上,我们靠夺走协约国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而战胜了协约国。

  第一次胜利以后,开始了协约国干涉我国事务的第二个时期。现在领导着每个国家的都是一批非常老练的政客,他们仗着称霸全世界的地位,在一场赌博中输了,又在另一场赌博中押上赌注。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地球上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完全受英、法、美金融资本实际支配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作了另一次尝试,逼迫俄国周围的小国——这些小国当中有许多是在战时才获得解放、才得以宣布独立的国家,如波兰、爱斯兰、芬兰、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用英、法、美的金钱来攻打俄国。

  同志们,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的报纸曾登过大名鼎鼎的英国大臣邱吉尔发表演说的消息,他说将有14个国家进攻俄国,9月以前攻下彼得格勒,12月以前拿下莫斯科。我听说邱吉尔后来否认了这个消息。其实这条消息是从8月25日瑞典《人民政治日报》上转载过来的。就算这一来源不可靠,我们也很清楚,邱吉尔和英帝国主义者的行动正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已对芬兰、爱斯兰和其他小国施加种种影响,要它们同苏维埃俄国作战。我读到英国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在显然由协约国提供给养和装备、由协约国船只运送的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并占领了儿童村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是一次真正的进军,它施用了军事的、外交的和历史的种种压力。英国资本逼迫芬兰,向它提出了最后通牒。英国资本家说:“全世界都望着芬兰,芬兰的整个命运将取决于它是否了解自己的使命,是否肯帮助平定肮脏、污浊和血腥的布尔什维主义浪潮,解放俄国。”为了这个“伟大的、合乎道义的”事业,为了这个“高尚的、文明的”事业,他们答应给芬兰几百万英镑、若干土地和某些好处。结果怎样呢?本来,尤登尼奇的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了,邓尼金已经打到了奥廖尔以北地区,只要给他们极小的援助,就能使我们的敌人在最短时期内以极小的牺牲决定彼得格勒的命运,取得胜利。

  协约国对芬兰施加了种种压力,芬兰又欠着协约国很多的债。不仅负债累累,而且没有这些国家的援助,它连一个月也不能维持。我们战胜了这样的敌人,这样的“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是的,我们打赢了。芬兰没有参战;如果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协同作战,本来能很快地很有把握地解决全部战斗,使国际资本主义获得胜利。但是,尤登尼奇却被打垮了,邓尼金也被打垮了。在这次严酷和艰险的考验中,我们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我们怎么会打赢的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因为协约国所押的赌注,同完全靠欺骗和压力进行活动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它的每一行动都会激起反对它的对抗行动,结果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我们装备低劣,精疲力竭。我们对受芬兰资产阶级压迫的芬兰工人说:“你们不应该同我们作战。”协约国装备精良,外表强大,粮食供应充足,还可以供给这些国家,它要求这些国家同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协约国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军队,它只能用小国的兵力来打仗,但是,不仅小国的工人农民不肯来打我们,就连压迫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终于不肯来打我们了。

  当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大谈民主和独立的时候,这些国家——在协约国看来是忘乎所以,在我们看来是出于愚蠢——竟把这些诺言当真了,以为独立就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英法资本家发财的手段。它们认为,民主就是自由生活,而不是每个美国亿万富翁都可以掠夺他们的国家,每个贵族军官都可以蛮横无礼,都可以成为无耻的投机商,为取得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而干最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协约国对所有这14个小国都施加压力,但遭到了反抗。芬兰资产阶级用过成千上万的芬兰工人,它知道这事是不会被忘掉的,也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德国这把刺刀能够让它这样干了。芬兰资产阶级切齿地仇恨布尔什维克,只有被工人打倒了的强盗对工人才会有这样的仇恨。虽然如此,芬兰资产阶级还是这样说:“如果我们按协约国的指示去做,那一定会丧失任何独立的希望。”而这个独立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给他们的,当时统治芬兰的是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芬兰资产阶级广大人士的意见就摇摆不定了。我们在这场争夺战中战胜了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既指靠小国,又使小国离弃了自己。

  这一经验在巨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证实了我们一向所说的话。世界上有两种力量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一种力量是国际资本主义,它要是取得胜利,就会无比残暴地施展这一力量,每个小国的发展史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种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它用无产阶级专政(它把这叫作工人的民主)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俄国的动摇分子和小国的资产阶级都不相信我们,说我们不是空想家就是强盗,甚至是更坏的东西,因为他们把什么荒唐无稽的责难都加到我们身上了。可是当问题被尖锐地、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是跟着协约国走,帮助它扼杀布尔什维克,还是以自己的中立态度帮助布尔什维克的时候,结果,我们取得了胜利,争得了它们的中立。虽然我们同这些小国没有任何协定,而英、法、美对它们许过种种诺言,同它们签订过种种条约,但它们所做的却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因为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的资产阶级觉得布尔什维克的眼睛漂亮[144],执行这种政策可以得到愉快(这当然是胡说),而是因为我们正确地判定了世界历史的力量:或者是野蛮的资本取得胜利(不管是哪一个民主共和国),那它就会扼杀世界上所有的弱小民族;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那全体劳动人民和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就有了希望。原来,我们不仅在理论上正确,而且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上也是正确的。我们为了芬兰和爱斯兰的军队而展开了争夺战,虽然协约国用极小的力量就能击败我们,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虽然协约国在财政、军事和粮食供应方面力量很大,为了迫使芬兰出兵,它把一切都投到了天平上,但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还是赢了。

  同志们,这是国际干涉的第二阶段,是我们第二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阶段,我们夺走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和农民。这些军队不能再向我们作战了。第二阶段,我们夺走了它们的小国,尽管这些小国一直是反对我们的,尽管那里统治国家的都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这些小国对我们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反对称霸世界的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是要压迫它们的强盗。

  这里,在国际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正同西伯利亚农民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西伯利亚农民过去相信立宪会议,帮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高尔察克联合起来攻打我们。但是他们体验到,高尔察克所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的专政,是一种比沙皇专政更坏的剥削者和强盗的专政,于是他们在西伯利亚举行了许多次起义。关于这些起义,我们收到许多同志的准确报告。现在这些起义将使西伯利亚完全回到我们手里,而且这一次是自觉的归来。在西伯利亚农夫中,由于不开展和政治上无知所发生的情况,现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在各小国中也同样发生了。它们仇视过布尔什维克,有的甚至用血腥的手和疯狂的过布尔什维克,但它们看到英国军官这些“解放者”以后,便懂得了什么叫作英、美的“民主”。英、美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芬兰和爱斯兰以后,就开始扼杀这些国家,他们比俄帝国主义者更加无耻,因为俄帝国主义者是旧时代的人物,不善于巧妙地扼杀,但是这帮人却很会干,而且扼杀得很彻底。

  因此,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这一胜利比目前一般所想象的要巩固得多。我这样说决没有夸大,而且我认为夸大是十分危险的。我毫不怀疑,协约国还会企图时而唆使我们邻近的这个小国,时而唆使那个小国来进攻我们。这种企图是会有的,因为这些小国完全依附协约国,因为所有那些关于自由、独立和民主的言论都不过是伪善的词句,协约国还会强迫它们再次动手来攻打我们的。可是,这种企图既然在十分容易攻打我们的时刻都遭到了失败,那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的主要困难无疑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丝毫没有夸大,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协约国方面巨大的实力优势。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取得了胜利。还会有人来算计我们,但我们一定能够更容易地战胜,因为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制度之下的小国已经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理论(这班先生对于理论是一窍不通的)确信,协约国是一只野兽,它比人们用来吓唬全欧洲儿童和文明小市民的布尔什维克还要蛮横和凶恶。

  可是,我们的胜利不仅仅是这些。第一,我们夺走了协约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二,我们已使那些受协约国奴役的小民族保持中立;第三,我们已开始夺取各协约国国内那些本来完全反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小市民。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引证一下手头这一份10月26日的《人道报》。这家报纸一向属于第二国际,在战争期间是极端沙文主义的,它抱着象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类社会党人的观点,目前正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连这样的报纸现在也说它确信工人情绪有了变化。它看到这一点,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巴黎的大街上和集会上,因为工人不许那些胆敢攻击布尔什维克俄国的人讲话。这些在几次革命中学到了一点东西的政客,这些懂得什么叫作人民群众的人,因此都不敢赞成干涉,都表示反对干涉。情况还不仅仅是这样。在我所引证的10月26日这一份《人道报》上,不仅有社会党人(他们自命为社会党人,但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党人了)作这样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法国舆论界代表人物的声明。在声明下面第一个签名的是阿纳托尔·法朗士,下面还有斐迪南·比松,我数了一下,共有71个全法国闻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说,他们反对干涉俄国内政,因为实行封锁和采用饿死的办法会使儿童和老人毁灭,这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允许的,他们不能容忍这一点。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拉尔是完全拥护资产阶级观点的,可是他在信中说:“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作为一个法国人,是民主的拥护者,怀疑我这一点是可笑的,可是,当我看到法国请德国一起来封锁俄国的时候,当我看到法国向德国提出这种建议的时候,我觉得羞愧脸红。”[145]这也许不过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但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三个胜利,是我们在法帝国主义内部取得的胜利。知识分子这一番可怜的和模棱两可的话正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从数十、数百个例子中看出,知识分子的叫嚷往往千百万倍地超过他们的力量,不过,在指示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彻头彻尾资产阶级舆论倾向方面,他们倒是一个出色的晴雨表。我们在法国内部(法国所有资产阶级报纸除了谣言之外,不刊登有关我国的消息)竟获得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说,法国仿佛发生了第二次德雷福斯案件[146],只是规模要大得多。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教权派和军事反动势力时,工人阶级并不能把那看作是自己的事情,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客观条件和强烈的革命情绪。现在呢?在最疯狂的反动势力在选举中获胜之后不久,并在建立了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制度以后,由于最反动的法国和最反动的德国结成同盟,想饿死俄国工人和农民,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示感到羞愧了。同志们,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三个胜利,而且是最大的胜利。我很想看看,在国内这种情况下,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这些先生怎样实现他们所梦想的侵犯我国的新计划。先生们,请你们试试看吧!(鼓掌)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如果由此非常草率地作出结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毫无疑问,他们会重新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但是我们完全相信,不管他们花多大的力气,他们的图谋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可以说,我们蒙受无限牺牲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胜利的战争。这不仅是俄国的胜利,而且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我向你们所说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根据战局的结果作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新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比以前要弱得多,而我们却大大地加强了,我们战胜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现在正开始战胜邓尼金,而且显然会彻底战胜邓尼金。难道高尔察克没有得到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援助吗?难道在立宪会议选举时投布尔什维克票最少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农民没有一贯支持当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阵线吗?难道他们不是反对的最好人力吗?西伯利亚没有地主土地占有制,因而我们不能立刻象帮助全体俄国农民那样帮助那里的农民群众,难道不是这样吗?高尔察克要战胜我们还缺少什么呢?缺少一切帝国主义者所缺少的东西。他仍是一个剥削者,他必须在世界战争遗留下来的环境中活动。在这种环境中,只可能有两种专政,民主和自由只能是空谈。或者是剥削者专政,它拼命维护剥削者的特权,要各国人民按借据(剥削者想靠这些借据从各国人民身上搜刮数十亿的金钱)交纳贡款;或者是工人专政,它同资本家政权作斗争,要坚决维护劳动者的政权。高尔察克就因为这一点而垮台了。西伯利亚农民和乌拉尔农民正是用这种方式,不是通过投票(当然,在某种情况下,投票方式是不坏的)而是用行动决定了自己的命运。1918年夏天,他们不满意布尔什维克。他们看到布尔什维克不让他们以黑市价格出卖余粮,就跑到高尔察克那边去了。现在经过观察和比较,他们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他们是违反了别人教给他们的科学而了解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从亲身的体验中学到了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不愿意从科学中去了解的道理(鼓掌),这就是只能有两种专政:或者是选择工人专政,即帮助全体劳动者摆脱剥削者的枷锁;或者是选择剥削者专政。我们争取到了农民,我们通过空前艰难痛苦的经验证明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代表比任何政党都善于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引导农民。别的政党都喜欢责备我们,说我们在同农民作斗争,不善于同农民达成正确的协议,它们都愿意好心地无私地来效劳,帮助我们同农民和解。先生们,多谢你们了,可是我们认为你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我们呢,至少在很久以前就证明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并没有向农民描绘美丽的图画,说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坚强的工人阶级政权,他们就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说只要随便收集一下选票就能解决同资本作斗争这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专政这个词是残酷的、厉害的,甚至是带有血腥气的,但是,我们也说,工人专政将保证农民推翻剥削者的压迫。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农民在实际体验了两种专政以后,选择了工人阶级专政,并且跟它继续前进,直到完全胜利。(鼓掌)

  同志们,从我刚才谈到的我们在国际方面的胜利这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觉得这方面不必谈得很多——就是我们应该以最大的求实精神平心静气地重申我们的和平建议。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种建议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都认为我们占了优势,而且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羞得脸红。布利特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契切林同志接见了他。契切林同志和我都同他举行了会谈,并在几小时内签订了预备和约。他要我们相信(这班先生是喜欢吹嘘的),美国就是一切,有了美国的实力,谁还把法国放在眼里呢?我们签订了和约之后,法国的部长和英国的大臣作了这样一个姿势。(列宁用腿作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姿势。笑声。)布利特结果带回了一纸空文,有人对他说:“谁会想到你这样天真、这样愚蠢,竟相信了英法的民主制度!(鼓掌)我在这一份报上看到了我们同布利特拟订的和约的法文全文[147]。这个条约在英美所有的报纸上都登载了。结果,他们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小孩子——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鼓掌)现在甚至小市民,甚至受过一点教育的资产阶级(他们记得他们也同本国的沙皇或国王斗争过),都同情我们了,因为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签字同意了极苛刻的媾和条件。我们说:“我国工人和士兵的血对我们是太宝贵了;我们可以向你们这些商人交纳沉重的贡款来换取和平;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全工人和农民的生命。”因此,我想我们不必多谈了,最后我将宣读一项决议草案,它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来表达我们执行和平政策的坚定愿望。(鼓掌)

  我们对协约国取得了三大胜利,而且这决不单单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工人阶级专政所取得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巩固了我们的地位,这不仅由于我们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并使他们失去了军队,还由于全人类的劳动者甚至许多资产阶级分子都更加看重我们,因而我们的国际地位就巩固了。我们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的胜利和目前正取得的对邓尼金的胜利,将使我们能够继续用和平的方法赢得比目前无疑要广泛得多的同情。

  人们老是责备我们实行。这是报刊上惯用的责难。它们说我们把定为原则。我们回答说:“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诬蔑。”还是那位写信给《人道报》的历史学家奥拉尔说道:“我学过历史,也教过历史。当我读到布尔什维克都是妖魔鬼怪的时候,我不禁要说,有人也这样说过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我这样说决不是要拿现在的俄国人同这两位伟人相比。决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决不能一听到谣传就相信。”既然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这么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还在流传的关于我们的那些谣言就要消散了。我们说,我们是被迫采取恐怖手段的。人们忘记了,是由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的进攻引起的。世界各国的舰队封锁一个饥馑的国家,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外国代表利用所谓外交豁免权去组织白卫分子暴动,难道这不是恐怖手段?观察事物总应该冷静些才是。应该了解,国际帝国主义为了革命,已经孤注一掷,不择手段,它扬言:“用一个军官换一个员,我们也合算!”他们说得对。如果我们试图一味用讲理说服的办法或别的什么办法来影响国际强盗所建立的在战争中已经兽性化了的军队,唯独不用恐怖手段,那我们连两个月都支持不了,那我们都是傻瓜了。是协约国的,是称霸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手段强迫我们采取恐怖手段的,是它们一直想扼杀和饿死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因为工人和农民为争取本国的自由进行斗争。在同恐怖手段的这种渊源和起因作斗争时,随着我们取得的每一步胜利,我们必然会在我们管理工作中逐渐舍弃这种说服和影响的办法。

  我们在问题上所说的,也能用来说明我们对一切动摇分子的态度。有人责备我们给中间分子,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处境。我们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因此,它引起了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大家都感觉到,这场战争是资产阶级为了掠夺的目的而进行的,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大批死亡,而资产阶级却大发横财。这是各国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基调,这使资产阶级趋向毁灭,趋向彻底的灭亡。而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每一个工人和农民都了解(即使不了解,也都本能地感觉到和看到),这是一场抵御剥削者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工人和农民蒙受最大的牺牲,但是它也一定会把这些牺牲加在其他阶级的身上。我们知道,这对其他阶级说来要比工人农民更沉重,因为他们过去都是特权阶级。但是,我们说,一个政府要使千百万劳动者摆脱剥削,却又不肯把牺牲加在其他阶级身上,那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叛徒政府。如果说我们把重担放在中间阶级身上,那只是因为协约国各国政府使我们陷于空前艰难的境地。随着我们取得的每一步胜利,有愈来愈多的动摇分子(经过了种种动摇和无数次倒退的尝试之后)相信,除了劳动者专政和剥削者政权以外,的确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一点从我们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来,不过我不能详加论注。如果说这些动摇分子有一段时间处境困难,这不能怪布尔什维克政权,只能怪白卫分子,怪协约国。等到战胜了白卫分子和协约国,就会有真正可靠的条件来改善这些阶级的处境。同志们,这方面,在谈到国内政治的经验教训之前,我想简短地谈谈战争的意义。

  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政治的继续,是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一政治的继续。因此,我们的战争虽然异常艰苦,却使我们博得了工人农民的同情。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政治的集中,是在这场地主资本家依靠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而强加给我们的空前艰苦的战争中学习政治。在这场战火中,工人农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人们学会了怎样利用国家权力,怎样把每一个步骤变成宣传和教育的资料,怎样把农民占多数的红军变成教育农民的工具,怎样把红军变成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工具。我们知道,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绝大多数都反对我们(而且也一定会是绝大多数反对我们),因为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我们不会有丝毫怀疑。这些专家成百成千地叛变了,然而有成万成万的专家却愈来愈忠诚地替我们办事了。这是因为在斗争的进程中,他们倒向我们这一边;这是因为促使我们红军创造出奇迹的革命热情渊源于我们为工农服务,满足工农的利益。工农群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斗争,因而能齐心协力地行动。这种形势产生了作用,因此从另一阵营跑到我们这边来的人(有时是不自觉地跑来的),愈来愈多地变为我们自觉的拥护者了。

  同志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我们所以这样欢欣鼓舞,这样热烈地祝贺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不是由于别的原因,正是由于这次大会是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主要是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在此以后主要是我们大家所向往追求的、愿意为它献出一切力量和整个生命的和平建设的时期。我们经受了战争的严酷考验,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军事和国际方面,我们基本上已取得了胜利。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和平建设的大道。当然,应该记住,敌人正在窥伺我们的一举一动,还会不断企图利用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办法,如使用暴力、欺骗、收买、施展阴谋等等来推翻我们。我们的任务是用军事方面获得的全部经验来解决和平建设的基本问题。现在我把这些主要问题列举如下。首先是粮食问题,即谷物问题。

  我们同偏见和旧习惯已经进行了极艰苦的斗争。农民一方面是劳动者,他多年来经受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凭着被压迫者的本能,知道这批野兽为了恢复自己的政权,是不惜让人民血流成河的。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又是私有者。他希望自由出卖粮食,要求“贸易自由”,他不懂得,在一个挨饿的国家里,粮食买卖自由就是投机自由,就是富人发财自由。我们说,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宁死也不让步。

  我们知道,这方面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工人说服农民贷出粮食,因为纸币不是等价物,与粮食不等价。农民按固定价格出卖粮食给我们,他拿不到商品——因为我们没有商品——而只拿到一些花花绿绿的票子。他贷粮食给我们,我们说:“你既然是劳动者,那怎么能说这不公平呢?你怎么能不同意把现有的余粮按固定价格出借,而不用投机办法销售呢?因为投机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剥削,恢复我们所努力反对的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曾经很费踌躇。我们已经走了好多步,现在还在摸索前进,但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经验。国家对农民说,他们应该把粮食贷出来。你们听了瞿鲁巴同志或其他粮食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就会看到,农民已逐渐习惯于余粮收集制了;我们接到许多乡的报告,余粮收集工作完成了100%,成就虽然很小,但总算有了成就;我们的粮食政策使农民愈来愈明白,谁在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里要求粮食买卖自由,那就请他退回去尝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滋味吧!我们要同这种现象斗争到最后一滴血。这方面不能有丝毫让步。在粮食这一基本问题上,我们要竭尽一切力量消灭投机,不让有钱人靠贩卖粮食发财致富,要使劳动者在国有土地上靠世世代代的辛勤劳作所得的全部余粮都成为国家的财富,要农民在国家遭到破坏的今天把这些余粮贷给工人国家。如果农民能这样做,我们就能摆脱一切困难,恢复工业,工人就能百倍地偿还欠农民的债务,保证农民及其子女不替地主资本家干活也能生存下去。我们把这些告诉农民,农民现在也相信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方面与其说是我们说服了农民,不如说是我们的敌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这班先生说服了他们。他们给农民的实际生活教训最多,使农民都跑到我们这一边来了。

  同志们,在粮食问题之后就是第二个问题——燃料问题。现在,各地所收购到的粮食已足够彼得格勒、莫斯科挨饿的工人吃了。可是,你们如果到莫斯科的工人居住区去走一趟,你们就会看到,那里苦难重重,冷得可怕,而燃料的缺乏更加深了这种苦难。这方面我们正遭遇到极严重的危机,赶不上需要。最近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开了许多次会议,专门讨论摆脱燃料危机的办法[148]。克桑德罗夫同志为我的讲话提供了一份材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摆脱这一严重危机了。10月初,一周约装运16000车皮的燃料,到10月底却下降为一周装运10000车皮。这是一次危机,这是一次大灾难,这给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许多工厂的工人造成饥荒。这次灾难的恶果一直影响到现在。此后,我们抓紧了这项工作,拿出了一切力量,象对待军事工作那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说:任何有觉悟的人决不能用资本主义旧方法来解决燃料问题,让投机者得到奖赏,靠某些订货发财。不,不能这样。我们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用自我牺牲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要用我们拯救红色彼得格勒、解放西伯利亚的方法,要用过去在一切困难的时刻解决一切艰巨的革命任务时使我们取得胜利、并将使我们永远取得胜利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10月份最后一周,装运量已由12000车皮增加到20000车皮。我们正在摆脱这次灾难,但还远没有摆脱。必须让全体工人都了解、都记住,人没有粮食,工业没有粮食——燃料,国家就要遭难。不仅我国如此。今天报上说,法国这个战胜国的铁路交通停顿了。何况是俄国呢?法国将依靠资本主义方式,即资本家发财而群众继续受苦的方式来摆脱危机。而苏维埃俄国则是依靠工人的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依靠坚决向农民提要求的方式(农民最后总会理解这一点)摆脱危机。农民会体验到,不论这种过渡多么困难,不论工人政权的手多么强硬,但这究竟是劳动者的手,劳动者正为了劳动群众的联盟,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进行斗争。

  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还有第三种灾难,这就是吞噬着我们大批军队的虱子,斑疹伤寒。同志们,你们在这里想象不出斑疹伤寒流行地区的惨状,那里的居民没有物质资料,个个虚弱无力,一切生活和社会活动都停止了。因此我们说:“同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同志们,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采用了上述方法,已经开始收到效果。当然,还有一些医生,对工人政权抱有成见,不信任工人政权,他们愿意拿有钱人的诊金,不愿意去同斑疹伤寒作艰苦的斗争。但是这种人只占少数,这种人愈来愈少了,大多数医生都看到人民正在为生存而斗争,人民希望用斗争来解决拯救一切文明的基本问题。这些医生在这一艰难困苦的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并不亚于任何军事专家。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劳动人民工作。应当指出,我们也在开始摆脱这一危机。谢马什柯同志给了我一份有关这项工作的调查材料。据前线名医助到达前线。从莫斯科出发的医生已有150名。我们可以预料,在12月15日以前还会有800名医生上前线去协助扑灭斑疹伤寒。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这次灾难。

  我们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巩固我们的基础上,即解决粮食、燃料和扑灭斑疹伤寒的问题。同志们,这方面我特别想谈的一点,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某些紊乱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要改造整个世界,很自然地会吸引没有经验的工人和农民来参加这一工作。毫无疑问,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肯定,什么问题是我们应该首先注意的。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往往会产生伟大的幻想,随着伟大幻想的产生,又会出现一些渺小的不好的幻想,这都是不足为奇的。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盖房子从屋顶、厢房或飞檐盖起,对于基础却没有认真地注意。根据我的经验和对工作的观察,我认为我们政策中迫切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必须使每个工人、每个组织、每个机关在每次会议上都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供应粮食,能够增加燃料,能够拿出一切力量来彻底消灭俄国不文明、贫困和愚昧无知的恶果——斑疹伤寒,能够把全部力量,把流血战争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运用到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中去,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在这项比战争总要省力得多、人道得多的事业中,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愈来愈大的成就。

  军事动员我们已经实现了。同我们势不两立、始终维护资本主义思想的政党,如社会革命党,也不顾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一切责难,而承认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了。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最困难的事业中已经使工人阶级同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并且以此向农民表明,什么叫作工人阶级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字把农民吓跑了。在俄国,这是恐吓农民的稻草人。他们转过身来反对使用这种稻草人的人。现在农民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许是一个十分深奥的拉丁词,但实际上这就是让工人掌握国家机关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这是劳动者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是一切剥削的最无情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原因。我们拥有深厚的力量源泉和广大的人力后备,这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所没有也不会有的。我们可以愈益深入地从这样的源泉中吸收力量,吸收的对象不仅从先进工人转到中间工人方面,而且转到更下层,即转到贫苦的劳动农民方面。最近,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说,彼得格勒已贡献出所有的工作人员,再也不能贡献什么人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很对,彼得格勒一到危急关头就成为确实产生出新的力量的奇妙城市。没有管理国家经验和政治经验的工人,过去人们以为他们不如中间分子,现在他们都挺身而起,为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贡献出很大的力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这种不断创造出新奇迹的源泉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个新的阶层,即那些还没有被吸收参加工作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我们现在几乎常常要依靠为数极少的先进工人来管理国家。我们在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非党人士,应该更大胆地求助于非党的工人和农民,目的不是为了立刻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吸收他们入党(这对我们并不重要),而是为了使他们认识到,要挽救我们国家,必须有他们的帮助。只有我们使那些过去被地主资本家禁止参加国家管理的人们认识到我们在号召他们同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稳固基础,我们的事业才能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事业。

  所以,根据两年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军事上的每一次胜利,都将促使和平建设时期飞速接近,现在这一时期已离我们不远,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用全部力量来进行和平建设了。根据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保证说,在和平建设事业中我们在最初几年就会创造出奇迹,这些奇迹将要比我们两年来胜利地同称霸全世界的协约国作战所创造的奇迹大得多。(鼓掌)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这一工作一直受到阻挠:先是德帝国主义的压迫,后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

  工农政府曾经多次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媾和的建议,如:1918年8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给美国代表普尔先生的信,1918年10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的信,1918年11月3日通过中国立国代表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信,1918年11月7日以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名义发出的建议书,1918年12月23日李维诺夫在斯德哥尔摩给协约国各国代表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和17日的信,1919年2月4日给协约国各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3月12日同威尔逊总统的代表布利特拟订的条约草案,以及1919年5月7日通过南森提出的声明。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并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

  (喊声:“列宁同志万岁!乌拉!”鼓掌。)同志们!我认为马尔托夫的发言和宣言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说明过去和现在属于第二国际(我们现在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已成立共产国际)的各党各派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怎样的态度。你们每一个人都看到,马尔托夫的发言和宣言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关于这个差别,索斯诺夫斯基同志从主席团席位上向马尔托夫提出意见,着重指出说:“你的宣言不就是去年的宣言吗?”的确,马尔托夫的发言无疑是1919年的话,这一年年底的话,而他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完全是重弹1918年的老调。(鼓掌)马尔托夫在回答索斯诺夫斯基的意见时,竟说这项宣言是“万古不变”的,那我倒要在这里替孟什维克辩解几句,以免马尔托夫冤枉了他们。(鼓掌,笑声)同志们,因为我对孟什维克活动的发展及其前后经过观察得也许比任何别的人都多一些,仔细一些,——这当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根据15年来的观察,我可以断言,这项宣言不但不能“万古不变”,而且连一年也保不住(鼓掌),因为孟什维克的全部发展,特别是俄国革命史上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一伟大时代,向我们表明,他们的摇摆是非常厉害的。总的说来,他们是在违背自己的意愿,非常费力地抛弃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偏见的。他们多次固执己见,现在才开始向无产阶级专政靠拢(虽然是很慢的,但终究是开始靠拢了),我完全相信,一年以后他们还会前进几步的。不能再重复这种宣言了,因为你只要剥去它那一层民主空话和议会辞藻(这些东西能使议会中反对派的任何领袖获得声望)的外壳,抛弃那些很多人所喜欢、但我们感到枯燥无味的词句,抓住问题的真正实质,那就会看到,通篇宣言的意思不过是在说:退回去,退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去!(鼓掌)因此,当我们听到声称同情我们的人发表这种宣言时,我们就说:不,恐怖手段和肃反委员会[149]都是绝对必要的。(鼓掌)

  同志们,为了现在不让你们责备我,也为了不让其他人来责备我,说我故意挑剔这份宣言,我可以根据政治事实断定,现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会双手赞成这份宣言。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社会革命党今年举行党务会议(立宪会议委员会主席沃尔斯基——你们都听到过他在台上的讲话——及其一派人被迫同社会革命党人分裂),会议决定他们愿意和社会革命党人引为知己的孟什维克党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孟什维克的宣言是完全依据社会革命党人的原则写成的,他们支持孟什维克,赞成发表宣言,赞成孟什维克刊物中的言论。(崩得[150]的一位女代表说这些似乎是纯粹理论性的东西,我们不该不准刊印,并且埋怨说,我们这里没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同时,沃尔斯基派经过长期斗争以后,却不得不分裂出来。这一混乱状态清楚地表明,不是我们故意挑剔孟什维克,而是事实的真相就如此,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人提起孟什维克罗扎诺夫,他大概会被马尔托夫及其政党开除吧,但是这个宣言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会赞同的。

  以上说明,他们至今还有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人后悔莫及,痛哭流涕,希望在理论上退到民主主义去;另一派人则在采取行动。马尔托夫妄谈什么我在为辩护。单是这一句话就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离我们是多么远,而同第二国际是多么近。其实这里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气息,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来到了,人们却又向我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旧观点。我没有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说有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特别的党,即军官的党,这些军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指挥作战,在这次战争中被提拔起来,他们懂得什么是实际的政治。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肃反委员会应当撤销或者应当组织得好一些。”同志们,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妄自尊大,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们准备而且乐意不抱一点成见地进行学习。但是,当那些在立宪会议里待过的人也想来教我们怎样抵御地主白卫分子的子弟和军官的时候,我们就回答他们说:你们执过政,同克伦斯基一起反对过科尔尼洛夫,而且还同高尔察克勾结过,可是你们象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抵抗就被这些白卫分子赶了出来。现在,你们竟然还说我们的肃反委员会组织得不好!(鼓掌)不,我们的肃反委员会组织得非常好。(鼓掌)在今天的德国,阴谋家先生们正在愚弄工人,以元帅为首的军官们正在高喊“打倒柏林政府!”,杀害领袖的人逍遥法外,白卫分子把第二国际的领袖当小孩子一样指使,这一切使我们清楚地看出,这个妥协政府不过是阴谋家集团手中的玩物罢了。在我们吸取了这样的经验,刚刚走上大路的时候,这些人就对我们说:“你们采取了过火的恐怖手段。”我们破获彼得格勒的阴谋案件[151]才过去几个星期呢?尤登尼奇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和邓尼金打到奥廖尔附近的事才过去几个星期呢?这些动摇的党派和动摇的民主派分子对我们说:“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被打败了,我们很高兴。”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威胁。(鼓掌)我并不怀疑这些人的真诚。不过我要问问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处境困难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分子组织阴谋的时候,我们在紧要关头破获了这些阴谋,难道这完全是偶然破获的吗?不,不是偶然的。阴谋所以被破获,是因为阴谋分子要生活在群众当中,因为搞阴谋非有工人和农民不可,这样,最后总会有一些人跑到所谓组织得不好的肃反委员会去说:“某某地方有剥削者在集会。”(鼓掌)所以我说,在致命的危险才过去不久,有目共睹的阴谋正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有人竟跑来对我们说,我们不遵守宪法,肃反委员会组织得很糟,可见这些人在对白卫分子进行的斗争中没有学到政治,没有好好考虑过他们同克伦斯基、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打交道的经验,不会从中得出一点实际的结论。先生们,你们既然开始了解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应当选择苏维埃政权,那你们就该趁早收起马尔托夫的“万古不变”的宣言。(笑声)我们的宪法吸收了建立政权两年以来的全部经验,正如我发言中所说的,没有这一经验,我们不但支持不了两年,就连两个月也不能,这一点这里甚至没有人试图反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对苏维埃政权稍微抱着客观的态度,就请他来反驳反驳吧,即使他不是从一个希望向工人群众说话、和他们一起行动并能影响他们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也无妨,只要能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问题就行。

  有人对我们说,苏维埃很少开会,又不经常改选。我觉得对这种指责不应该用讲话和决议来回答,而应该用事实来回答。目前苏维埃政权已着手统计地方县市苏维埃改选次数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次数等等,我认为你们只要把这件工作做好,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回答。我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发表了一份有关这些代表大会的历史资料[152]。我看了以后曾这样说过:这份历史资料证明,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俄国这样广泛运用无产阶级民主。有人说,我们苏维埃很少改选,不经常召开代表大会。我可以请每个代表要求有关机关在这次大会上发一次补充的调查表,让每个代表填写:何年、何月、何日,在哪一县、哪一市、哪一村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你们完成了这件轻易的工作,每个人都填写了调查表,那就会得出一份材料,来充实我们不完全的资料,证明在战时这样困难的时期,在欧洲各国几百年来制定的并已为西欧人所习惯的宪法几乎完全停止生效的时候,苏维埃宪法却在各地施行,使人民群众通过代表大会、苏维埃和代表改选等方式参加管理工作和独立解决管理事务,其范围之广,为世界各国任何地方所不及。有人说这还不够,他们指摘我们,并且武断地说:“你们中央执行委员会不经常开会,这真是可怕的罪行。”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对一位崩得的女代表答复得很好,他说,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前线。现在崩得是拥护苏维埃政纲的,因此可以设想它终于真正了解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可是这位崩得女代表却说(我记下了她的话):“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前线,这真是笑话。它可以派别人去呀。”

  我们同高尔察克、邓尼金等人进行斗争,——他们并不是那么几个人!结果俄国军队象赶小孩似地把他们赶跑了。我们进行着困难的然而是胜利的战争。你们知道,每当我们受到侵犯的时候,都不得不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送上前线,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真是笑话,应当找别人去。”难道我们是超时间超空间地进行活动吗?还是我们能够一星期生几个员呢?(鼓掌)这我们办不到。同志们,我们这里受过几年斗争锻炼的、取得了经验、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工人,比任何国家都少。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工人青年、工人学员,但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这种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时候,有人就来嘲笑我们。这种嘲笑只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些条件!在这样的战争条件下,有人硬要我们不采取我们一向所采取的行动,这真是知识分子可笑的不通事理的表现。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应当把所有优秀的工作人员,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派上前线。我相信凡是有一点实际管理经验的人,都不但不会斥责我们,反而会赞成我们,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所属机关缩减到了最小限度,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把这些机构压缩成一个执行委员会,使工作人员都奔赴前线,正象他们现在成百成千地投入燃料工作一样。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如果能够保住这个基础,即使苏维埃在几个月内少开几次会,那也决不会有一个明智的工人或农民不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或不赞成这样做。

  我认为,在民主和民主制度的问题上,人们给我们搬出来的仍旧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偏见。反对党有人在这里说,应当停止资产阶级。还是考虑考虑你说的话吧。什么叫作资产阶级?要和消灭地主,只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就行了。但是能用消灭大资本的办法来和消灭资产阶级吗?任何一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资产阶级是不行的,资产阶级产生于商品生产;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是从这里产生的吗?在这个粮食问题上,在俄国整个工业区挨饿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得到那些责备我们不遵守宪法、责备我们资产阶级的人的援助呢?没有!他们是不是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呢?他们只是用“工农协议”一词来打掩护。工农协议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这样做的,1917年10月26日我们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纲领中关于支持农民的那一部分,并且完全把它实现了。我们当时拿这一点来说明,受过地主剥削、靠自己劳动过活而不进行投机的农民会把中央政权派来的工人看作是他们忠实的保卫者。我们就这样同农民达成了协议。我们实施的粮食政策,要求农民把家中的余粮贷给国家来接济工人,违抗这种政策就是支持投机。这种违抗政策的现象在习惯于仿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仍然存在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社会革命的危险也就在这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使是最左的)在这方面是否帮助过我们呢?没有,从来没有!我们为了“自由的原则”似乎必须准许他们出版的那些刊物(我们有这种刊物的样本)表明,他们没有一句话是帮助我们的,更不必说行动了。在没有彻底战胜旧习惯,战胜“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一句可诅咒的老话以前,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征收余粮,把余粮贷给挨饿的工人。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在这方面用暴力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但是,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这就很滑稽,只会使人感到可笑。这种话可以在巴黎讲,不过现在在巴黎的工人集会上也不让讲这种话了。在我们的国家里,政府被极其容易地推翻了,工人和农民用枪杆保卫自己的利益,把枪杆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武器;在这样的国家里,还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实在可笑。如果这种言论出自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之口,那我是能够理解的。看,这是谁的言论,谁的思想!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这帮最可恶的帝国主义强盗和野兽所发表的言论,马尔托夫竟在这里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以重复(笑声),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说,应当时刻警惕,并且应当知道肃反委员会是很必要的!(鼓掌)

  反对派的所有发言人,包括崩得代表在内,都责备我们不遵守宪法。我肯定地说,我们是极其严格地遵守宪法的。(包厢里有人发出叹声:“嗬!”)从过去是沙皇的包厢、今天是反对派的包厢里(笑声)我听到有人发出讽刺的“嗬!”声,但我还是要来证明这一点。(鼓掌)现在我把我们极其严格遵守的那条宪法条文向你们念一念,它能证明我们在一切行动中都是遵守宪法的。过去,当我在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拥护者出席的大会上谈到宪法时,往往很难找到宪法原文来引证。不过,会场的墙上倒多半都张挂着宪法。这次,会场里没有张挂,但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帮了我的忙,给了我一本名叫《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我把第23条念一念:“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我们向来不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宪法看作尽善尽美的典范。这次大会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我们同意修改,让我们来审议如何修改吧!但是我们并不会把这种修改“万古不变地”固定下来。如果你们想争论,那就彻底地争论争论吧!你们要我们遵守宪法,但你们愿不愿意我们也遵守第23条呢?(鼓掌)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我们来争论一下,看是否应该取消这一条要我们不向人民空谈劳动人民一般自由、一般平等的宪法。你们对宪法研究得透彻,可是你们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旧教科书研究的。你们记起了“自由和民主”的字眼,引证宪法,记起了从前的话,向人民许下种种诺言,但目的是为了不履行这些诺言。我们没有许下这种诺言,我们不主张工人和农民平等。你们却主张,那就请你们来争辩争辩吧!凡是过去受过地主资本家剥削、现在耕种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养家的农民,我们主张同他们完全平等友好,结成兄弟般的联盟。凡是那些由于旧习太深、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而要退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农民,我们就不给他们平等。你们是笼统地谈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谈民主,谈工人和农民的平等。我们并没有许诺宪法保障一般的自由和平等。要自由,但是是给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呢?做什么用的自由呢?要平等,是谁同谁平等?是受了资产阶级几十年几百年的剥削,今天正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劳动者的平等吗?这在宪法里已经有了规定:工人和贫苦农民实行专政,以资产阶级。你们在谈宪法的时候,为什么不引证“以资产阶级、投机者”这些话呢?请举出一个国家作为例子,举出你们完美的孟什维克宪法作为例子来给我们看看!在建立过孟什维克政权的萨马拉的历史中,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在目前由孟什维克执政的格鲁吉亚,在不用肃反委员会而采用完全自由平等和彻底民主的原则资产阶级即投机者的格鲁吉亚,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请举出这样的例子来,我们好学习学习。可是你们举不出来,因为你们也知道,任何地方,只要有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的妥协政权,那里就有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言中很正确地讲到了维也纳,那里参加政府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的人物,那里没有“布尔什维主义灾祸”,但是同彼得格勒、莫斯科一样,那里也在挨饿,受苦,不过那里没有意识到,维也纳工人是要用饥饿的代价开辟一条战胜资产阶级的大道。维也纳挨饿受苦比彼得格勒、莫斯科更加厉害,而且奥地利和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在维也纳的街头,在维也纳的涅瓦大街和库兹涅茨克桥上正在搞骇人听闻的投机和掠夺勾当。你们不遵守宪法,我们是遵守的,因为我们只承认帮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人才有自由平等。我们的第23条说明,我们不把过渡时期描绘成人间天堂。我们说,我们需要坚持好几年而不是几个月,才能结束过渡时期。两年以后,我们才能说,而且那时人们大概才会相信:我们所以能够坚持几年之久,正是因为我们在宪法里规定了要剥夺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权利。我们剥夺谁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公开说我们是剥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权利。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为此斥责我们,但我们直率地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他们必须帮助我们实施劳动人民的政策,反对投机者,反对支持粮食投机的人和帮助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将根据你们的实际行动来取消从前依照宪法对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在那之前,你们那些毫无内容的言论,都不过是支吾搪塞。我们的宪法不讲漂亮话,它对农民说:你既然是劳动的农民,你就有一切权利,但是在工人挨饿的社会里,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它对工人说:要同帮助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农民实行平等,而决不是笼笼统统的平等!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帮助我们,不管他的过去如何,不管他的称号如何,我们都非常高兴地欢迎他。我们知道,从其他党派或非党人士中走到我们这边来的这种人已愈来愈多,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热烈鼓掌,高喊:“好啊!”)

  同志们!我收到代表们递来的几张条子,要我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本来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在接到这些请求以前一直不想发言,因为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实际了解地方工作,而在人民委员会工作过程中所得到的了解自然是很不够的。此外,我是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的,所以,我只想谈几点小小的意见。

  在人民委员会里向我们提出国营农场问题、把国营农场划归省农业局管辖的问题的时候[154],在提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问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种机关中有不少反革命分子。但是,有人想责备国营农场,说这些机构特别带有反革命性,我却一直觉得,并且现在也认为,这种说法是离了谱,因为国营农场也好,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也好,什么大工业企业也好,总之,每一个管理较大国民经济部门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如果不解决资产阶级专家参加工作的问题,工作就做不好,并且也不可能做好。我觉得,对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攻击,尽管从这些机关必须仔细进行清洗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种攻击毕竟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把这类机关同许多类似的机关割裂开来了。从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中就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出,在这一点上对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国营农场另眼看待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我们的整个苏维埃工作,无论在军事部门、卫生部门或教育部门,无论过去或现在,随时随地都碰到这一类问题。没有旧专家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改造国家机关,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精通国家管理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这是我们从全部建设中得出的主要经验。这条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部门,包括军事部门在内,旧专家不是从别处得来,而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得来(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叫作旧专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成为专家的只是为数很少的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的人,只有极少数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且还是富裕农民家庭。因此,只要注意到这些人成长的环境和今天活动的环境,就会了解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实:这些专家,这些有本领在广大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的人,十分之九浸透着资产阶级的旧观点和旧偏见,他们即使不直接叛变(叛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常见的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了解新的条件、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因此在各人民委员部、在各地都出现了争吵、失利和紊乱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喊叫国营农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如何反动,企图把这个问题同如何使大批工农学会在广大的全国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这一总问题割裂开来,是说话离了谱。如果注意到我国的落后状态和困难条件,就知道我们培养工农的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绝对空前的。可是速度无论多快,还是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工人农民能做管理工作,熟悉各种专业的管理部门,而现在连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没有得到满足。有人对我们说,也有人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证明,国营农场往往成了稍加伪装甚至不加伪装的原先的地主分子藏身的地方,成了官僚主义的巢穴,这种现象在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也同样屡见不鲜,——对于这些话的正确性我是从来不怀疑的。不过我已经说过,如果你们以为把国营农场划归省农业局管辖就可以根除这种祸害,那就错了。

  为什么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和国营农场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官僚主义比军事部门多呢?为什么这些分子在军事部门比较少呢?因为总的说来,我们对军事部门比较重视,派去的员、工人和农民比较多,那里政治部的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广泛,总而言之,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给予整个军事机构的影响比较广泛、深刻和经常。因此,如果说那里的祸害还没有被我们根绝,至少也快要根绝了。我认为,这一点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现在,我们只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使国营农场同附近的农民和小组密切联系起来,使各个部门(不仅是军事部门)都真正设置政治委员,而不只是纸上谈兵。不管是集体管理机构成员、主任助理或者政治委员,我们都必须建立个人负责制,我们既需要集体管理制来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也需要个人负责和个人指挥来避免拖拉现象和推卸责任的现象。我们需要那些一定要学会独立管理的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极妥善地消灭祸害。

  最后,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意见:这里有人错误地想把我们的争执说成是工人同农民的争执,想把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的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扯在一起。我看,这是根本不对的。在谈到资产阶级的时候,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那时这个问题才有意义,那时我们才需要这种专政,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专政才能资产阶级,才能把政权交给能够不懈地进行工作、把更多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的那一部分劳动者的手里。然而,现在说的同这个问题毫不相干。我们争论的是,在某一部门中现在究竟需要把集中制加强或减弱到什么程度?如果各地来的同志说,托洛茨基同志以及许多人民委员也都肯定地认为,最近省干部和很多县干部的水平已提高很多(我也时常听到经常到各地视察的加里宁同志和各地来的同志这么说),那就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对集中制的理解是否正确。我相信,我们这样改进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还要进行很多很多次。在这方面,我们刚刚开始取得一些建设经验。从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内部来看这种经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不是任何数字可以表达的,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但是,我们相信各地正在按照中央当局确定的基本任务进行工作。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形成的。

  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社会分子的冲突。这里的问题是我国苏维埃建设的经验问题,我认为甚至不是宪法的经验问题。这里有人大谈修改宪法的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在这方面。宪法里讲的是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我们大家对这个基本原则并无异议(从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这些鲜明、生动甚至是残酷的教训中,以及从游击习气的教训中,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是用不着来谈的。在谈到授予人民委员或人民委员会以免职权的时候,连萨普龙诺夫同志也不否认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这不是宪法问题,而是实际方便的问题。为了取得良好的结果,有时我们需要抓一抓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又需要抓一抓那方面的工作。我们谈到省国营农场和省农业局的时候,关键在于如何使它们受到工人和附近农民的监督。这同它们属谁管辖完全无关。我认为你们无论怎样修改宪法,也永远撵不走暗藏的地主和伪装的资本家及资产者。我们应当把足够数量的有实际经验的无限忠诚的工人和农民派到各机关去担任小型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主任助理或政治委员。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你们就能有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农民学习管理工作,要他们在学习时一直跟旧专家在一起,将来代替专家的位置,执行同样的任务,并为我们非军事部门即工业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改变领导成分作好准备,象我们军事部门所进行的那样。因此,我认为,这里有时提出要从原则性的角度来看问题,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个问题不应当看成是宪法的问题,而应当看成是实际经验的问题。如果大多数地方工作人员经过全面的讨论,认为省国营农场应该由省农业局管辖,那很好,我们在这方面来作一个试验,根据实际的试验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这样做能不能清除暗藏的地主,能不能把使用专家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这样做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让他们自己去做管理工作?我们能不能吸引附近的农民对国营农场切实地进行检查?能不能订出切实可行的检查方式?关键就在这里!我们要是能够解决这些任务,那我就不能认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白费的。在不同的人民委员部,我们甚至可以试行不同的制度,对国营农场、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规定一种制度,对军事机构或卫生人民委员部规定另一种制度。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试验大量地吸收专家,同时培养新的领导人员、新的专家,使他们学会做极其艰巨复杂的新的管理工作,以便代替旧的专家。不一定要用千篇一律的方式来做这件工作。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完全正确,这一点在我们当作指南的那些书里没有一本写过;这也不是从什么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得出来的,也不是由哪一个人的经验来确定,而应当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确定。我觉得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积累经验,并且在实际运用这种经验时对建设进行检查,以便最后确定应当如何对待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同志们,我们在民主和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小小的辩论。尽管骤然看来这同苏维埃共和国实际迫切的紧要任务相距很远,但是我仍觉得这决不是无益的。同志们!目前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人组织中,甚至常常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至少在资产阶级议会的选举时,对民主问题,即对许多人所不了解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和对新的苏维埃政权问题进行着根本性的辩论。旧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宣布自由和平等,宣布人人一律平等,不问他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资本,宣布私有者有处置土地和资本的自由,而没有土地和资本的人,则有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自由。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政权坚决同这种骗人的自由和平等一刀两断(鼓掌),我们对所有劳动者说,对自由和平等这样来理解的社会党人,忘记了社会主义最基本最起码的原理,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同还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一直在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言、欺骗和伪善,说明资产阶级社会虽然高唱自由平等,至少是选举中的自由平等,但是实际上,资本家的政权和土地、工厂的私有制决定劳动者在任何“民主的和共和的”制度下都不能享受自由,只能遭受压迫和欺骗。

  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所以,我们要谈论这种自由、这种平等,就应当象俄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一样承认: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给了这样多实际的自由和实际的平等;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就使劳动者摆脱了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一个国家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土地方面,让人民享有这样的平等。在这一条道路上,在这一条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直到彻底消灭阶级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将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很清楚,这些阶级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我们很清楚,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阶级斗争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应当同贫苦农民一道尽力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应当用自己的全部斗争经验、用自己的斗争榜样争取一切至今还在动摇不定的分子,以便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再次向各大国和协约国各国提出了和平建议。根据我们已有的非常丰富和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深信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深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结束这场协约国迫使我们同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进行了两年的战争。

  但是,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我们红军代表的呼吁,还是十分适时的。同志们,如果说主要的困难已经过去了,那么应当指出,在我们面前就要展开空前广泛的建设任务。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很有势力的、很强大的、在许多国家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集团不顾一切要同苏维埃俄国作战到底。毫无疑问,在我们取得了某种决定性胜利的今天,还须要加倍努力,再接再厉,以便利用这次胜利争取彻底的胜利。(鼓掌)

  同志们!请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个弱点也许同斯拉夫人的性格有关,就是缺乏坚韧不拔地追求既定目标的毅力;第二,东线和南线这两次经验表明,我们在决定关头不善于给逃跑的敌人以足够有力的打击,以致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毫无疑问,现在西欧各国政府和军界正在制定挽救邓尼金的新计划。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现在正想十倍地加强对邓尼金的援助,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俄国对邓尼金有着多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在开始取得胜利的今天,也应当象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一样,对自己说:“同志们,要记住,目前这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会决定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彻底歼灭敌人而结束战争呢,还是我们又要使千百万人民经受长期而痛苦的战争?根据过去的经验,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加倍努力,我们在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就不仅能够取得最后胜利,而且能够歼灭敌人,赢得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

  因此,同志们,我很想请求你们每个人回到本地之后,在每个党组织、每个苏维埃机关、每次工人和农民的集会上都这样提出问题:同志们,我们都为我们的胜利所鼓舞,清楚地看到了苏维埃建设的远景,我们只要认识到,今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时期,需要我们加倍努力从事军事的以及同军事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一冬季战局中就一定能够在最短期间彻底消灭敌人,结束国内战争,这样,我们就能够赢得一段很长的时期来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鼓掌)

  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2月5一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01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员970名),35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其中有员308名)。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准许曾经作出决议动员本党党员上前线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反对党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决定,有21名反对党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享有发言权。乌克兰、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的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军事形势;关于共产国际;粮食情况;燃料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建设;改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代表大会讨论了列宁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表示赞同。鉴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粮食状况问题和燃料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的报告均交由相应的小组进行详细讨论;各小组就这些报告拟订的决议草案由12月9日的全体会议加以批准。列宁参加了苏维埃建设问题小组的会议,在会上发了言,并对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定》规定要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机构,指出了扩大苏维埃民主的道路,并详细地规定了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职权范围。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再次建议英、法、美、意、日各国政府立即开始和平谈判(见本卷第394—395页)。大会通过了关于被压迫民族的决议,重申了苏维埃政府奉行的民族政策的原则。大会祝贺第三国际的成立,并在特别决议中对匈牙利的猖獗表示愤慨。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01名委员和6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371。

  [143]德国政府借口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德国进行革命宣传,于1918年11月5日即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前三天,断绝了同俄罗斯联邦的外交关系,把苏维埃国家使团驱逐出柏林。德国同俄罗斯联邦的外交关系直到1922年才恢复。——375。

  [144]这里是套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独幕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的台词。喜剧描写两位青年因不会使用沙龙语言而遭到巴黎两位小姐的冷落,就设计报复,让他们多少懂点交际语言的仆人冒名前去追求这两位小姐,果然博得了她们的欢心。最后他们到场说出真象,羞辱这两位小姐说:“那是我们的听差……你们如果愿意爱他们,那就为了漂亮的眼睛而爱他们吧。”(第16场)——379。

  [146]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